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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刑事律师分享:刑事责任年龄下调问题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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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2日,湖南益阳沅江市12岁少年吴某在抽烟后因不满其母管束,遂手持尖刀将其母亲捅杀20多刀致其死亡,一时间舆论哗然。无独有偶,2019年10月20日,在大连沙河口区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一10岁女童身中七刀被害身亡,且凶手手段极其残忍。在经过警方侦查以后同小区的蔡某某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在警方调查过程中发现,早在调查初期,蔡某某就夹杂在围观群众当中,并以同学身份向女童父亲打探案情进展,后来甚至在班级群聊中佯装成目击者,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知根知底的人、变态狂、酒鬼这三种人身上。在后期得知自己被发现时更在其言语中透露出自己还未满14周岁,不足以被定刑。在事件持续发酵后被扒出该男孩曾多次故意跟踪年轻女性、在公交车上动作不雅。其犯罪意图早已初露端倪。

  一时间,“未成年人的犯罪保护”以及“刑事责任年龄过高”成为人们所谈论的热点话题,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渐起。10月26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分组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的会场上,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列席的全国人大代表对草案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意见建议,然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若真的刑事责任年龄由14周岁降到12岁甚至更低,像大连沙河口区的类似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就不会在发生了吗?

  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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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责任年龄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就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来讲其是指法律规定的未成年人对其违法行为需承担刑事责任所要达到的年龄要求。根据通说认为,中国最早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为西周的“三赦”制度,即“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甕,三赦曰蠢愚。”这一制度同时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如《秦墓竹简》注,对身高布满六尺的,认为属于不满10岁的人。《宋刑统》中规定,十五以下犯流刑以下收赎;十岁以下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七岁以下,虽有死者,不加刑。传统的宽宥思想一直持续到清末及解放时期随着1979年刑法的颁布,我国在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上采用了三分法的客观标准,即14岁以下、14-16岁及16岁以上并一直延用至今。我国刑法规定,不满十四周岁是无刑事责任年龄阶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第二条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周岁”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即从周岁生日的第二天开始起算,即使行为人在14岁生日当天犯罪也视为不满14周岁。

  学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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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该调整的问题,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有持同意观点的,但持反对观点的也不在少数,同意和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各司其理,通过对比阅读以及总结经验,发现其观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一)支持者的观点

  1.未成年人犯罪屡见不鲜,未成年人保护法成为未成年人犯罪“保护伞”

  近些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事件如雨后春笋,而《刑法》规定免除刑事责任的最高年龄是14周岁。其认为正是由于法律的规定才使得未成年人愈加肆无忌惮,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再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而成为了纵容未成年人犯罪的罪恶的温床。

  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起点由十周岁调至八周岁

  2017年最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中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降至八周岁,民事行为能力是指人能正确认识自己行为的能力。既然下调就是承认了未成年人心理年龄的成熟,刑法也应随之下调。并且参照他国立法,刑事责任年龄并非一成不变。

  (二)反对者的观点

  1.降龄,对未成年人过于苛责

  不满14周岁不负刑事责任是在整体评估上所得出的较为合理的决定。如何处罚未成年人犯罪,实际上是如何看待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其针对的未成年人整体,个案的发生不足以成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依据若贸然改变就会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对其他主体也有失公允。

  2.容易诱发反社会人格,增加犯罪风险

  对未成年人犯罪,我国一直坚持以教育感化为主,刑罚为辅的方针。若对未成年人过度适用刑法,不仅会导致其正常受教育的中断,而且监狱等环境对其造成的影响以及三观的塑造都将是毁灭性的灾难,将更容易诱发其反社会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再犯罪的可能性。

  3.最低刑事责任年龄14周岁为国际立法通例

  从国际上来看14周岁作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主流趋势。2004年《国内法和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决议》提出,未达到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特殊的刑罚处置,18周岁应当作为完全负刑事责任的年龄起点。

  笔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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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存在只是一个法律推定,并不能全面反映未成年人的心智发展情况。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直接关系到一国刑罚权力阀域以及犯罪人圈的大小,并且关系到一国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的平衡问题。贸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在不符合立法上对未成年人的从宽原则也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的同时还会耗费大量的立法资源和司法资源。所以笔者认为应坚持14周岁作为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不能贸然改变。主要理由如下:

  (一)未成年犯罪频发属个例

  一些倡议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所声称的“未成年人犯罪频发、手段愈发残忍”等现象,并没有科学的统计数据作为依托,而只是基于网络以及新闻媒体的曝光和发酵。并且“一刀切”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是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使降到12周岁以后也会面对11周岁的问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多领域齐心协力。

  (二)维护刑事立法政策的连续性。

  将十四周岁作为负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是1979年刑法确立的,一直延续至今。2012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专门增加了一章,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程序,也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立法政策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在此种背景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将增强刑法的严峻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架空新增设的附条件不起诉等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程序,影响我国直以来坚持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政策的连续性,易引发刑事司法理念的混乱。

  (三)保障刑法的安定性。

  作为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财产权的刑法,应当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度安定。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刑法结构(犯罪圈与刑罚圈),进而影响到刑事诉讼、刑事执行等各环节。如果像持降低论者所述,十四周岁以下的某一年龄段未成年人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多发,刑事责任年龄就应降低到某年龄段,刑事责任概念将失去其限制刑罚权发动的作用,其区分罪与非罪功能将消失殆尽。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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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未成年人犯罪只要经过适当的教育和及时的干预是可以纠正的,如果一味的专注于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降,刑事责任年龄的一次又一次地下降只会对未成年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最终演变成社会让未成年人承担太多义务,承受本不该由其承担的责任,现下我们应当着眼于由单纯的入罪、“一刀切”的处罚模式向整合各类矫治措施、更重视未成年人的矫正和教育制度转变。这不仅需要在刑事立法上改变分散的立法模式还更需要在针对未成年的司法制度上转变立法模式。正如学者史卫忠所说: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是一个小工程,在这个环节上,宁可速度慢一点,质量把关不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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